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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 “一带一路”与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象征着一种全新的亚洲秩序,甚至世界秩序的建立,这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中国和周边区域的关系。在“亚洲的中国”议题之下,我们必须思考,要成为整个亚洲的领导者,中国与亚洲各个板块间的连接点在哪里?什么才是推进并领导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动力和价值基础?在本文中,宝力格教授提出“内亚”与“外亚”的概念,试图将中国与亚洲的两元关系转变为中国、中国内亚和外亚的三元结构,将内亚边疆视作中国通往“外亚”的桥梁。只有真正给予内亚民族政治上的信任,承认并接纳其异质性和多元文化对中国的贡献,当今中国才能够在新的“天下体系”中真正成为中心,达到“四海无虞”之境界。

序言

亚洲,作为欧洲的衍生物,有其名,但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地理实体;它被分割成几个板块:内亚、中亚、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等等。事实上,许多人连中东是否算作亚洲的一部分也不清楚,谁又知道这些板块中哪个是亚洲的本土或中心呢?这些板块间好像并无联系,每个都是独立的文化和政治地理区域,与欧洲形成迥然不同的情景。然而有意思的是,将亚洲整合为共同体的努力和实践却早于欧洲;十九世纪末日本知识界开始倡导“亚细亚主义”,1924年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二战中日本则在此理念上试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这个尝试虽然在东亚和东南亚曾一度赶走西方列强,却又引发了众所周知的灾难性后果。冷战期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即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并列为第三世界,并且试图成为这个共同体的领导者,然而这个尝试也失败了,最终导致中国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只求外界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近来的崛起,尤其是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伴随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日渐式微,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关系。

如果说“一带一路”象征着中国准备从一个偏重内务的国家转变为整个亚洲的领导者,进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那么我们必须构想中国如何重新寻回与亚洲的连接点。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亚洲各个板块游离各处,没有共同的文明、宗教、或价值观基础的现实,更重要的是,中国似乎总有种处于亚洲外部的色彩。这也是《文化纵横》杂志在此次议题中敦促我们思考的,即我们如何想象“亚洲的中国”,而非在亚洲之外的中国,从而找出不同于欧盟的路径。如果说欧盟是战后欧洲各国渴望和平的产物,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和现代民主基石之上的,那么除了建立更好的基于物质利益的经济合作环境,什么才是中国推进并领导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动力和价值基础?

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 “一带一路”与

沙漠骆驼商队作为“一带一路”的形象化标志是典型的中亚、内亚风光。

中国“一带一路”形象化的标志是双峰驼商队在绵延不绝的波浪状沙丘中穿行,而这景观毫无疑问是中亚及中国内部的被称为“内亚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的风光。受此启发,本文将通过梳理中国内部的“内亚”这一新路径,来理解“亚洲的中国”。这就需要在族裔上和地缘上都将中国重新定义为中国和内亚的结合体,而非单纯的等同于汉民族的中国。鉴于此,我将提出一个新的政治地理概念——“外亚”,即中国以外的亚洲,与中国内部的“内亚”相对应。这样既维持了中国之差异性和中心性的特有观念,以及中国与“内亚”间的有机连接,还能够体现中国在其要建立的新世界秩序格局中与亚洲其他区域紧密合作的愿望和努力。由于篇幅所限,这将只是一个粗略的梗概,但整体的目标是使“内亚”更多地被呈现出来,并陈述他们作为中国和外亚的桥梁,为“一带一路”作贡献的可能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当成需要遏制的威胁。

“元地理”的盲点

我们平常将中国认为是东亚国家,与日本和韩国有密切的历史与文化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三国关系在近代以来并没有因此而更加亲密。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很多,三方学者也试图超越争端书写东亚共同历史。但我在本文中所关注的是东亚之核心中国与中亚以及内亚的关系,因为其关系更悠久,也是“一带一路”的中心区域。

时至今日,在学术界,我们看东亚同中亚和内亚的关系,就如同透过一块高度曲射的玻璃来看东西一般模糊不清。东亚在中亚和内亚研究中的这种折射一部分可能是社会科学想象通过“元地理”(metageography)概念进行分类筛选的结果。